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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两位医生接连猝死,让我们一起缅怀2019年意外逝去的医生

2020-02-05 点击:1052

11月7日,江金健名列前七。一家自媒体发表了一篇文章《致瑞金医院的一封公开信》,文章中蒋金健的遗孀认为医院繁重的工作日程导致了她丈夫的猝死。她还透露了以下两个关键事实:第一,江金健医生去世的前一天,医院因他迟到对他实施了加班处罚;其次,江金健医生通常工作非常努力,甚至在胃息肉手术后,他甚至连一天的休息都没有得到。

家庭成员的血泪抱怨引起了群体的共鸣,在短时间内点击文章的次数超过了一百万次。有人评论说,医生的突然死亡会引起这样的关注,这只能说明“世界在秦久受苦”,许多医生正徘徊在“过度劳累致死”的边缘。这一声明也在更多网民的评论中引起了共鸣。

网民“清治”说一线临床医生在周末和很长时间都没有他们。没有公共假日,什么都没有;由于低收入和没有新员工,领导人只能继续“压榨我们”。这条消息收到了26,000条好评。

网民“别傻了”是一位医学博士,他打开文章三次,但不敢转发。她说春节期间有365天只有休息,她太累了,好几次发高烧。然而,看到老师和学生都一样,我们只能继续坚持。

网民“易凡凤顺”是一个医生的家庭。他的爱人已经十多年没有完整的假期了。当他忙的时候,他经常连续工作将近30个小时。他坦率地说,看到这个突然死亡的消息,他会被吓到的。

正如这些信息所说,中国一线医生工作负担过重的问题一直存在。根据《2017年中国医生生存现状调研报告》,77%的医生每周工作超过50小时,近四分之一的医生每周工作超过80小时。将近60%的门诊医生每半天会拜访30多名病人。超过40%的外科医生每天手术时间超过8小时。在白天正常工作的情况下,36%的医生每周上两次夜班。近80%的医生有睡眠问题,并且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

工作强度、不规律的时间表、缺乏休息和锻炼都直接指向猝死的根本原因。仅在今年6月和7月,媒体就报道了8起医生猝死事件,涉及浙江、河南、北京、湖南、辽宁、上海等地。他们大多数都是医院里的精英。在猝死之前,他们总是从事高强度的劳动。其中,6月28日至7月4日,短短8天内,3名医生突然死亡,全部为中青年,最年轻的为31岁。

再往后看,2017年发布的中国第一份医生猝死报告详细记录了2008年至2015年的医生猝死案例。报告指出,在过去8年中,29名医生突然死亡,其中90%是男性,平均年龄只有40岁,其中25人在三级医院工作。麻醉科和外科是医生猝死率最高的科室,其中麻醉科医生14名,外科医生10名,占总数的80%以上。

此外,该报告还揭示了线性规则33,354。中国医生的猝死率逐年上升。从2008年的1起,到2012年和2013年的3起,到2014年的15起。根据简文俊的收集整理,在过去的三年里,每年医生猝死的病例不少于20例。

中国医生猝死率高的背后是一个尴尬的现实,即高质量的医疗资源稀缺,分级转诊不完善,所有严重和轻微疾病都被挤到3A医院。

8: 00文健曾推出一份名为《一个美国人的中国就医记》的报告,讲述了一名美国肿瘤患者在中国就医的全过程。从发现肿瘤到完成手术不到半个月,这在美国不到七分之一的时间。她还高度赞赏中国医疗环境的彻底改善。该报告发表后,也在国内医学界引起强烈反响。称赞最多的信息是:“中国医疗的优势在于牺牲医生的劳动价值和正常休息。“

作为医疗行业的记录保持者,我们希望改善医疗条件,但我们绝对不同意医生的健康应该是最好的

根据中国医院协会的调查,我国每家医院平均每年有27起暴力医疗伤害。医务人员遭受身体攻击和明显伤害的数量逐年增加。绝大多数人都受到了辱骂和威胁。在一些极端的暴力事件中,受伤的医生甚至可能升级为杀手。

2019年10月22日上午,肛肠科副主任医师冯丽丽在甘肃省人民医院门诊三楼7号门诊给一名患者做检查。突然,一名男子闯入诊所,多次砍伤冯丽丽,造成她胸部和腹部严重致命伤害。他死于42岁。经过初步调查,嫌疑人杨moumoumou因直肠癌入院手术,冯丽丽是他的主治医师。

目前,此案仍在进一步审理中。据其他媒体透露的细节,杨moumou年前被诊断为直肠癌,冯丽丽为他做了分流造口术。这种手术需要切除肛门。对病人来说,生命是暂时被拯救的,但是他们必须随身携带粪袋。这给牟阳-牟的生活带来了许多不便,使他产生了心理上的隔阂和扭曲,认为这一切都是由李李丰医生造成的,从而杀死了他的心脏。

一位认识冯丽丽多年的医生说,从冯的经验和资历来看,手术本身不会有任何问题,至少肯定是甘肃的最高水平。如果患者感到手术效果不理想,则有可能当前的技术手段达不到患者期望的水平。但是无论如何,医生不应该为所有这些买单。

这样的场景是多么相似。2013年,甚至浙江温岭的鼻漏患者恩庆也因手术后遗症举起锤子,打了王云杰医生三次头。锤子被打碎后,他拿出藏在左袖子里的一把锋利的刀,在王云杰的背上刺了几刀,当场杀死了他。

在随后的审讯中,连恩庆坦白承认自己花了5000元做鼻中隔矫正手术,但感觉更糟,呼吸困难,鼻塞头痛。当痛苦达到极限时,他会打母亲和妹妹来发泄他的情绪。后来,他多次向医生求助。结论是鼻腔通畅,不影响通气功能。结果,他无法忍受。

更可悲的是,王云杰甚至不是连恩庆的主治医生,只是参与他的申诉调解。温岭医生遇害后,王云杰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医生自发聚集在门诊大楼前的广场上,高举“确保医务人员安全”的标语。一名接受采访的医生对着镜头喊道,“我只想每天都能活着回家。”

温岭谋杀案因此成为中国医患关系中的里程碑事件和转折点。根据国家卫生和安全委员会发布的数据,自2013年以来,该国医疗纠纷和涉及非法和犯罪活动的案件数量连续五年呈双下降趋势。全国医疗纠纷总数下降20%,医疗专业环境和患者就医秩序不断改善。

但是医生团体的感觉并不明显。在中国医学会2018年发布的白皮书中,62%的医生仍然认为执业环境没有改善。与五年前相比,这个数字几乎没有变化。与此同时,一连串血腥的医疗事件也放大了医务工作者的恐慌。例如,仅在2019年上半年,就有34人公开受伤。

1月21日,在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一名产妇的家庭成员连续五天侮辱和虐待产科医生,并伤害了参与谈判的产科医生,因为她在分娩期间对医务人员的服务有问题。

2月23日,河南商丘的一家县级医院收治了一名服毒自杀的患者。因为他没能救病人,他的家人殴打了医生,甚至强迫他在公共场合喝尿。

3月9日,浙江三门县人民医院值班医生因拒绝注射心脏而遭到患者家属的毒打

一是病人对医学的误解。即使在今天,仍有相当多的人认为只要花钱,疾病就应该被治愈。如果治疗不好,医生就有问题。但事实上,现代医学远不能治愈各种疾病。对于大多数疾病,药物能做的是缓解,而不是治愈。

另一方面,这与医生无法提供更人性化的服务有关。这一问题的深层矛盾在于医疗资源匹配严重失衡。尤其是在三级医院,医生通常一天要看50个甚至100个病人,手术时间超过8个小时。此外,他还必须处理科研任务和撰写学术论文。对他来说,很难有时间坐下来和病人进行深入细致的交流。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医患之间缺乏信任。

有人曾经说过,如果一名医生受伤,100名医生将改行,1000名医科学生将选择非对应专业,名想学习医学的候选人将被父母和亲属劝阻。最终,100,000名患者在没有及时治疗的情况下死亡。因果循环,最终受伤的是自己。

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措施来打击涉及医疗的违法犯罪行为。那些从事医疗的人可能面临长达7年的监禁。上个月,包括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内的28个部门联合发布了一份文件,将医疗犯罪的肇事者定义为“对不诚实行为负责的人”,并将他们与诚信联系起来。

但是每个人都知道,只要医患冲突的根源没有消除,暴力就不会有一天停止伤害医生。

对医生的伤害和频繁的猝死事件使得本应至高无上的白衣天使成为许多人无法避免的高风险职业。这是医生的悲哀还是社会的悲哀?

为公益事业而牺牲的医生让我们更加尊重他们。

2019年,两位医生的去世让我们感到更多的是尊重,而不是遗憾。

一个是赵建,上海儿童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7月30日,上海第九医疗救援队成员赵建在西藏日喀则逝世,享年38岁。

赵建毕业于上海第二医科大学。他在上海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和稳定的收入。他还有一对双胞胎。然而,他致力于公共福利事业,并在医疗救助方面花费了大量的业余时间。2018年,他两次参加医院对口支援活动,一次是3月去云南省镇雄县人民医院,另一次是8月去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

2019年5月,他自愿报名参加上海第九批西藏救援医疗队。7月份进入西藏后,他带着其他干部深入该地区,为贫困家庭“存档卡”,以诊断和治疗3岁儿童先天性心脏病。最后,由于过度劳累和严重的高原反应,他不幸在工作中牺牲了。

上海第九批援藏干部为赵建同志默哀。

今年10月,简文俊采访了刚刚完成对西藏为期三年的援助任务的上海医生龙文子(见:一名西藏援助医生的高空作业),他对赵建的去世深感悲痛。他告诉简文军,对西藏的援助本来就非常危险。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低氧区,小感冒会发展成致命的肺水肿。因此,西藏每年都统计西藏干部的死亡率,据说这个数字还不算低。其中,高原病和车祸占最大比例。"这是有人会遇到它的可能性。"

龙文子和赵建在2015年参加了由中央组织部、卫生与安全委员会和其他部委发起的医疗人才团体援助工作。截至今年9月,已有842名优秀医务人员被派往西藏提供支持。赵建是第二位因公殉职的医生。2016年,来自安徽省的藏族医生赵菊也在西藏山南市因高原病导致夹层动脉瘤破裂而死亡。他死后捐赠的身体器官拯救了至少五名当地病人。

也许是命运造成了事故。8月2日,也就是赵建讣告发布的那一天,另一位80后的女医生周南在前往公益救援的途中死于车祸,她已经在藏区扎根10年了。她当时37岁。

与赵建不同,周南不是帮助西藏的医生。2009年,毕业于北京协和医科大学并获得博士学位的周南,不顾父母和导师的反对,放弃了在中国最强大的3A医院工作的机会,自愿向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递交了简历,真正扎根于积雪覆盖的高原。

“北京有50多家顶级医院,一家比我多,一家比我少。但如果我在西藏,许多生命可能会因为我的存在而获救。”这是周南死前接受采访时说的话。产生这种想法的原因仅仅是因为她在西藏旅行时意外地治疗了一位死于肺炎的老人。

周南死前的工作照片(来自北京大学生命科学研究所校友会公开号码)

在藏区的10年中,周南克服了呼吸困难、记忆力减退、缺氧和失眠等高原反应,并自行建立了西藏第一个风湿免疫科。在此之前,成千上万的西藏病人负担不起往返大城市的医疗费用,不得不默默地忍受痛苦。

2018年,周南被中央电视台评为“十大最美医生”,被中央文明办和国家卫生委员会评为“中国优秀医生”。同年,她在回母校的演讲中说,“当医生非常成功时,当病人最绝望和无助时,医生可以给予他们最直接的帮助。”

美德上与佛祖不亲近的人不应被视为医生,与神仙不亲近的人不应被视为医生。赵建和周南可以忍受他们祖先的告诫,但是生命的代价毕竟太重了。

我们相信,越来越多的医护人员投身于医疗公益的第一线,以他们的专业精神、热情、爱心和毅力,努力弥合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我们希望他们能好好照顾自己。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我们对中国医疗保健的未来更有信心。

已故的医生已经离开,在职的医生仍在漫长的医疗道路上挣扎。

我希望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我们不必面对新的死亡名单去回忆和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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